“叛逃”教育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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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依托新教育理念和互联网技术而诞生的新教育形式正在“叛逃”传统课堂。推动者们多数不认同“工业化批量生产学生”的传统教育，期望回归教育的本质。这些个体式努力在使中国教育多元化的同时，也如“行为艺术”般遭遇非议。
诸如韩寒者是“叛逃”传统教育的少数成功者。对于绝大多数新型教育试水者来说，更大的问题是“叛逃”后的回归——在依旧强大的传统教育机器面前，这仍是一道绕不开的“坎儿”。
活跃在中国大陆的在家上学群体规模约为1.8万人。“你没有办法改变这个教育体系，那就从自己开始改变。”一位在家教育者说。
在王晓峰的中式学堂，用神话故事来讲每一个汉字，半年只讲几十个，数学则是在数豆子中建立量和序的感觉，还有一门叫“啊”的手工课。
家长们问得最多的是：如果转回体制内的学校，孩子成绩能跟上吗？董雯嫣在同学聚会时介绍她的教育理念，结果同学们都不搭理她，觉得她走火入魔了。
做得再烂，也比他们好王晓峰和张冬青夫妇有两个孩子。现在他们有一百多个孩子了。
北京市回龙观渥丘园，校长办公室里，50岁出头的王晓峰翻着书，一面看窗外孩子们在泥地里蹦跶。小朋友不时溜进来，一会儿奶声奶气来告状：大车老师大车老师，有人欺负我；一会儿带来一个布艺的小房子要给大车老师看，里边躺着一只初生的小猫。
这里是R学堂，一所起始于“在家上学”理念的新型私塾。
近年来，成都蓉榕、童话大王郑渊洁的儿子郑亚旗、上海的於杨……越来越多“在家上学”的案例见诸报端。据21世纪教育研究院于2013年发布的《中国在家上学研究报告》显示，活跃在中国大陆的在家上学群体规模约为1.8万人。他们为孩子选择了一条传统教育体制外生存的道路。
“办学校一个最基本的考虑就是希望孩子能够很快乐，很健康，而不仅仅是考试、学习。”王晓峰说。
王晓峰是1963年生人，后来上了北大分校中文系，张冬青是他的同学。
王晓峰的大女儿外向又独立。一路名校上过来，越来越受不了学校半军事化的管理。到了高二，扛不住了，要退学。后来大女儿进了一家网络公司。闲暇时当背包客。
从老大的成长过程，王晓峰夫妇看到的是，应试教育对一个孩子伤害有多深。
张冬青一直在大学教中文。她感觉学生们学了十几年语文，越学越差。不提理解力、感受力、审美力，“能够文从字顺把自己的想法表达出来，做到这点都不容易了”。
她讲张爱玲的《花雕》，学生就说封建主义、大男子主义。她讲诗经《将仲子》，“将仲子兮，无逾我墙。无折我树桑”，学生就说是封建主义残余。分析西方小说，他们就说资本主义。
“他们真的已经不会自己思考了。”张冬青一面教一面想：是什么样的教育过程把他们变成这样了？
他决定自己教女儿。时至今日，他仍然初心不改：应试教育无视孩子的人格成长，我做得再烂也比他们好，我们关心孩子的成长。
需要一个很好的哲学问题成为母亲以后，董雯嫣撇去世相的浮泡，开始思索一些人生的终极问题：“解决教育问题，首先，你得知道人是怎么回事。人的前世今生，人与自然，人与这个世界是什么关系。你需要有一个很好的哲学问题，把这些问题解决了。”
董雯嫣是1974年生的内蒙古人，自幼便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好学生。考高分，进名校，从不思考这一生，没有使命感，也没有方向。
从北京广播传媒大学毕业后，她做记者和主持人，抢新闻，看资料，有时整宿不睡。这样疯狂的工作状态一直持续到第二个孩子的降生。她觉得心里有个声音提醒她：你的状态不正常，你在做自己不喜欢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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