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清雷

海昏侯墓编钮钟（14件，右二为文中所称“二式钮钟”的“小黑”）

海昏侯墓东车库出土的“镯”之一

王清雷及其研究团队正在为编钮钟测音

主讲人简介：

王清雷，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研究员，中国音乐史学会副会长。主攻音乐考古学、中国古代音乐史。出版著作有《西周乐悬制度的音乐考古学研究》等。主持多个国家级课题，参与国家社科重大项目，主持考古项目出土乐器的资料采录、整理与研究工作。

编者的话：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加大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力度。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历史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的保护、传承、利用，进行了一系列考察调研，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一定要重视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保护好中华民族精神生生不息的根脉。

日前，国家文物局就开展2023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活动发出通知，明确今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的各项工作。文物承载灿烂文明、传承历史文化、维系民族精神，是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宝贵资源，是推进文化自信自强、坚定民族自信自强的深厚根基。从本期讲坛开始，将邀请文化遗产等业界专家、学者以及政协委员，讲述文化遗产背后的文化内涵及价值意义。

作为“201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的海昏侯刘贺墓，因其出土文物种类多、数量大、品质精，被称为是一部反映汉代鼎盛时期社会经济文化艺术的百科全书，特别是其出土的大量乐器，反映了中国古代音乐艺术的辉煌成就，具有独特的历史文化价值。本期讲坛邀请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王清雷研究员讲述海昏侯墓乐器背后的故事，这是他近期在中国国家图书馆文津讲坛的讲座内容。现整理发表，以飨读者。

海昏侯墓乐器的丰富内涵

江西南昌海昏侯墓是目前中国考古发掘的面积最大、保存最好、内涵最丰富、出土文物最多的汉代列侯墓葬，被列入“201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让音乐考古学家最为关注的是，墓中出土的大量音乐文物——精美的编钮钟、厚重的编磬、悠久的古琴，种类繁多的乐器，堪称21世纪初音乐考古的重大发现。

2017年2月25日至27日，我和团队第一次赴南昌，与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就海昏侯墓音乐文物的整理与研究事宜进行交流，并对该墓出土的音乐文物做了初步考察。4月25日，双方正式签订了合作协议，成立了音乐考古专家组，开启了共计4次的海昏侯墓音乐文物考察之旅。在一次次的资料采录、整理与研究中，渐渐发现海昏侯墓乐器蕴含的丰富内涵，现就此列举几例。

编钮钟编列中的

一个“特殊”存在

海昏侯墓编钮钟出土于海昏侯墓椁室北藏椁的乐器库，共计14件。从其纹饰来看，可以分为两式：一式为鎏金钮钟，共计13件；二式为非鎏金钮钟，1件，也就是最小的一件。从其器表纹饰来看，这两式钮钟并非一套，也就是说海昏侯墓编钮钟为拼凑而成。由此，我们不禁要问，二式钮钟的功能何在？

2016年，我在首都博物馆第一次见到这套编钮钟，发现了一个特别有趣的问题，那就是在这套金光灿灿、铸造精美的编钮钟当中掺杂着一件铁黑色的小钮钟，显得非常不协调，就像13只白天鹅之中混进了1只“丑小鸭”。这件铁黑色的小钮钟，就是二式钮钟，在后来的考察中我们亲切地称之为“小黑”。由此，不禁要追问，西汉时期的乐官为何要将这件铁黑色的二式钮钟编入海昏侯刘贺的乐悬之中呢？

一是西汉乐悬礼制的需要。在海昏侯墓编钮钟出土之前，迄今所知编列完整的西汉编钮钟共计3例，分别为广州南越王墓编钮钟、山东章丘洛庄汉墓14号陪葬坑编钮钟和江苏盱眙大云山1号墓编钮钟。这3例编钮钟的编列完全相同，均为14件一肆。同时，每例编钮钟的14件钟均纹饰相同、大小相次，为一次铸造而成，故14件一肆是其完整编列。而且，这3例编钮钟的墓葬墓主分别为南越王赵眜、吕王吕台、江都王刘非，均为西汉诸侯王级。由此可以推定，西汉诸侯王级乐悬规制编钮钟的编列均为14件一肆。那么，海昏侯墓编钮钟编列的墓主刘贺当过昌邑王、皇帝和海昏侯，去世时是以海昏侯身份下葬。按照西汉诸侯王级乐悬制度编钮钟的编列规定为14件一肆，而海昏侯墓一式钮钟仅有13件，显然不符合刘贺的身份等级要求，只能另找一件钮钟来“拼凑”了。故此，海昏侯墓二式钮钟的功能，仅是使其与一式钮钟（13件）凑成14件一肆的西汉乐悬规制，从而在编列上符合西汉诸侯王级乐悬礼制的要求，这就是我们最初对二式钮钟功能的认识。

二是海昏侯墓编钮钟音列的本质需求。2017年2月，我们对海昏侯墓编钮钟的第一次考察是在江西省博物馆。当时编钮钟仅存8件（另外6件在美国借展），受场地等条件所限，当时测音只能拴一件测一件，整体音列如何并不明了。在第二次考察中，通过对当时留存的8件海昏侯墓编钮钟（另外6件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借展）现场耳测音列的分析，我们对二式钮钟的功能有了新的认识，即：二式钮钟的功能绝非仅仅是使海昏侯墓编钮钟的编列凑成14件一肆的西汉乐悬常制，而要将整套编钮钟的音列补全才是最重要的。在第三、四次对这套编钮钟的考察中，我和团队对其进行了试奏工作，期间切切实实体会到二式钮钟的不可或缺。如果缺少了二式钮钟，那么海昏侯墓编钮钟高音区的音列便不完整，将无法构成五声音阶或七声音阶，其音乐的表现力会大打折扣，甚至整套编钮钟都会蜕变为一套仅能用于摆设的礼器，而不能用于当时的礼乐演奏活动。

因此可以判定，尽管14件海昏侯墓编钮钟是由两式钮钟拼凑而成，但从其音列来看却是编列完整的一肆。由此还可发现，由1件二式钮钟和13件一式钮钟拼合成14件一肆的编列，仅是西汉乐悬礼制功能的表象；而要将整套编钮钟的音列补全，才是对二式钮钟的本质需求。这正是音乐考古学反哺考古学所作的独有贡献和价值。同时，一式钮钟和二式钮钟在音列上的接合可谓天衣无缝，实属罕见，堪称完美之作。由此不难发现，汉代的编钟音乐艺术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高度。

“一钟双音”的编钟演奏

先秦编钟的“一钟双音”是我国以及世界音乐科技史上的一项辉煌成就，为中国所独有。所谓“一钟双音”，就是分别敲击编钟的正鼓部和侧鼓部均可以发出一个乐音，著名音乐理论家黄翔鹏先生称之为“隧音”和“右鼓音”，目前音乐学界一般称之为正鼓音和侧鼓音。

目前所见的编钟实物，标记侧鼓音的纹饰均标记在编钟背面的右侧鼓部。曾侯乙编钟的标音铭文均铭于编钟背面的正鼓部和右侧鼓部。从实物资料来看，所谓的侧鼓音其实可以等同于黄先生所言的“右鼓音”。但是从海昏侯墓编钮钟来看，在实际的编钟演奏中并非如此。编钮钟正面的鎏金纹饰绝大部分保存完好，而背面的鎏金纹饰则磨损较多，有的甚至非常严重，这显然是由于经常敲击演奏磨损而造成的。从演奏痕迹来看，编钟在演奏侧鼓音时，并非如原来认为的只敲击右侧鼓部，而是根据实际演奏的需要，编钟的左侧鼓部和右侧鼓部均可以演奏。

海昏侯墓的乐悬规制

乐悬，本是指必须悬挂才能演奏的大型编悬乐器，西周统治者赋予它们以政治内涵，形成了以钟磬为代表、严格等级化的乐悬制度。

海昏侯墓乐器库所出10件编甬钟，根据甬钟钲部纹饰的不同，我们将其分为四式：一式甬钟钲部饰“重环三角纹”，二式甬钟钲部饰“散螭纹”，三式甬钟钲部饰“散螭方格纹”，四式甬钟钲部饰“变形虎纹”。从其纹饰来看，显然不能将这套编甬钟分为5件一肆的两肆，同样也不是10件一肆的一套。从其铭文来看，刻铭“东道”的有3件，刻铭“西道”的有2件，还有5件没有铭文，同样不能将这套编甬钟分为5件一肆的两肆。从编甬钟音列分析来看，也无规律可循。为此可以得知，海昏侯墓乐器库所出的10件编甬钟为临时拼凑的一堵一肆，而不是一堵两肆、每肆5件，也不是原配的一堵一肆。

相比西汉三王墓（吕王吕台、江都王刘非和南越王赵眜）编钟，海昏侯墓的编钟不是多5件或多一组，而是多一堵编钟，这才是海昏侯墓乐悬规制最为特殊之处。西汉三王墓的编钟乐悬规制均为一堵，其乐悬组合为14件编钮钟和5件编甬钟，而海昏侯墓编钟乐悬规制是两堵，一堵为14件编钮钟，一堵为10件编甬钟，另有一堵编磬，这恰好可以构成诸侯的轩悬之制，与海昏侯刘贺的身份完全吻合。

乐车库中的青铜乐钟

海昏侯墓中不仅有乐器库，还有乐车库。2016年3月2日，我在首都博物馆举办的“五色炫曜──汉代海昏侯国考古成果展”上看到，海昏侯墓乐车库出土有两件青铜乐钟。2017年2月26日下午，在江西省博物馆展厅又看到了这两件青铜乐钟，展牌上均被称为“铙”。

从展出实物看，这两件被称为“铙”的青铜乐钟既有相同之处，也有相异之处。相同之处在于：甬柄基本相同，均饰两圈竹节纹，有斡，演奏方式均为悬奏。相异之处在于：一件器表有枚，钟体较为短阔；另一件无枚，钟体较为修长。

《周礼·地官·鼓人》载：“以金錞和鼓，以金镯节鼓，以金铙止鼓，以金铎通鼓。”其中的镯和铙这两种青铜乐钟在《周礼》中曾多次同时出现。历代经学家以及当今的诸多学者对其多有探讨，然至今尚无定论。那么，海昏侯墓乐车库出土的这两件青铜乐钟是不是就是这段文献中所说的“镯”或“铙”呢？我们或许从东汉郑玄的注释中能找到一些蛛丝马迹：“镯，钲也，形如小钟，军行鸣之，以为鼓节……铙，如铃，无舌，有秉，执而鸣之，以止击鼓。”从郑注可知，镯和铙是在军行中使用的两种不同的青铜乐钟，二者的区别是比较明显的：1.二者功能不同：镯为鼓节，铙为止鼓。2.二者器型不同：镯的器型是“形如小钟”，这里所言的小钟当为体型较小的甬钟；铙的器型如铃，但和铃又不同，铙体内没有铃舌，舞部上面不是铃钮，而是柄。3.二者演奏方式不同：铙的演奏方式为执奏，即“执而鸣之”，海昏侯墓乐车库出土的这两件青铜乐钟有斡，确为宣奏，仅凭演奏方式这一点就可以确定将其称为“铙”是不妥当的。从郑注中还可发现，镯应为悬奏。因为，郑玄在论述铙的时候，是与镯相比较而言的，既然后面说铙是“执而鸣之”，那么前面的镯自然就是“悬而鸣之”，否则后面的“执而鸣之”就没有意义了。

因此，从器型而言，乐车库所出的这两件青铜乐钟确实“形如小钟”，且属于军旅乐器，符合“镯”的功能属性，故此应该将其定名为“镯”。由此，海昏侯墓出土的镯，就成为有关“镯”的第一例实物标本，意义重大。

出土乐器类文物原件试奏的价值和意义

海昏侯墓出土的这些古代音乐宝藏，尤其是对海昏侯墓编钮钟文物原件进行的试奏工作，对中国古代音乐史的研究、增强中国人的审美教育、增强中国人的文化自信等有着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一、中国古代音乐史研究与教学的需要。在中国高等院校中国音乐史的教学中，中国古代音乐史和西方音乐史的教学有着诸多不同。其中最大的不同就是，在西方音乐史课程中，会有各个时期丰富的音响资料可以欣赏；而中国古代音乐史的课程，却仅有极少的一点音响可以听，如杨荫浏、阴法鲁翻译的宋代《白石道人歌曲》，传承有序的明代“智化寺京音乐”以及少数古琴曲等，但是唐代音乐、汉代音乐、先秦音乐等到底是什么效果，却极少可知。

澄城刘家洼东周墓地编钟与编磬、海昏侯刘贺墓编钮钟等出土的周代和汉代钟磬，作为中国古代音乐文化的物化形式，以其精美的纹饰和考究的造型静静地在展柜中向我们诉说着古代“金石之乐”的璀璨与辉煌。作为一名音乐考古工作者，我们有责任、有义务对其中保存完好、音高准确、音列完整的编钟、编磬文物原件进行试奏，恢复其礼乐重器的本来面目，回归历史舞台，以检验这些古乐器的实际演奏性能，为研究当时乐学、律学、古乐器学等提供一份不可替代的音响资料。

二、中国古代音乐文化的公众教育的需要。我从事音乐考古学研究20余年，考察过大量精美而珍贵的古乐器文物，并深深被其所蕴含的古老而璀璨的音乐文化所震撼、所折服。如果不是从事音乐考古学的研究，我可能不会相信距今9000-7800年前的贾湖骨笛竟然可以吹奏当今世界普遍使用的七声音阶，也不会相信战国早期的曾侯乙编钟竟然可以演奏今天钢琴上的半音阶。因为如果有了半音阶，那就可以自由的旋宫转调。一般认为，在音乐上实现自由的旋宫转调应该是明代朱载堉发明“新法密率”，也就是十二平均律之后的事情。而曾侯乙编钟至少是2400多年前铸造的乐器，其音乐性能真是不可思议。美国纽约大学物理学教授E·G·麦克伦高度赞誉曾侯乙编钟：“曾侯钟及其排列方法、命名系统和调律都显示出‘结构’上的成熟；复杂的律制与高超的工艺都超过了我们迄今对古代音乐世界一切东西的猜想。……同是处在公元前5世纪的古希腊却没有给我们留下任何堪与之比较的具有音乐价值的工艺品，虽然我们一向习惯于崇拜希腊。”“如果曾侯钟为其同代希腊人希罗多德所知，我们可能早已听说到它们并视其为古代世界第八奇迹……现今中国人知道了他们的祖先在公元前5世纪时在音乐方面已达到了如何惊人的高度，而且我们的世界教导我们所相信的东西是无法与这一成就相比的。”

可是，对于诸如此类震惊世界的重要音乐考古发现，我国广大人民群众又知道多少呢？我们希望通过对编钟、编磬等文物的试奏工作，打开一扇了解古代音乐文化的窗户。在博物院馆等人流如织、摩肩接踵的公众场合，在人们欣赏古代礼乐重器的时候，通过聆听穿越千年的钟磬和鸣的原声音乐，真切地了解我国璀璨的古代音乐文化，具有重要的教育意义。

三、建立“文化自信”的时代需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坚持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最根本的还有一个文化自信。……文明特别是思想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无论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民族，如果不珍惜自己的思想文化，丢掉了思想文化这个灵魂，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是立不起来的。”

就音乐学来说，如何才能建立文化自信？我想，只有让广大人民群众切实了解到我国古老而璀璨的音乐文化，为其骄傲，为其自豪，才能从心里真正建立起文化自信。孔子曾说：“‘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海昏侯墓出土的大量编钟和编磬等礼乐重器绝非只是乐器，它们是我国古代音乐文化、礼乐文明的物化与重要载体，更是中国几千年来高文化、高艺术、高科技的产物。

2018年5月，在原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徐长青先生的支持下，在我的导师刘绪先生指导下，我带领研究团队在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库房对海昏侯墓编钮钟文物原件进行了试奏工作，试奏曲目有《梅花三弄》《神人畅》《在水一方》《沧海一声笑》等。所试奏的编钮钟就是海昏侯刘贺在当时礼乐活动中使用过的礼乐重器，其音阶、音高、音色基本保留着西汉音乐历史的原有样貌和特征，从而使我们可以聆听到2000多年前、穿越时空的西汉礼乐重器的原声。

为此，我们不禁由衷赞叹，我国古代音乐文化在世界上独领风骚的璀璨与辉煌。我想，这对增强国人的文化自信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同时也是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让文物活起来”的重要手段和举措。

（王清雷）